被业内看作第三次行业危机的光伏“531”新政,实施至今已有半年。新政刚出台时,业界一片哗然,金融机构忧虑重重,上市公司股价乌云罩顶,但半年过去了,光伏行业的境况“没有预想得那么糟”。用一位光伏企业家的话说,“没有(之前)那么滋润,但还算健康。”
到了明年,将有新一年度的补贴指标,业界千呼万唤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将正式实施,行业信心正在回归。
“531”之后这半年:光伏行业“没有预想得那么糟”
今年5月31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指出暂不安排2018年普通光伏电站建设规模,仅安排1000万千瓦左右的分布式光伏建设规模,进一步下调光伏标杆上网电价,降低补贴强度。
“531新政”被业内人士形容为“高速路上踩刹车”、“断崖式”补贴退坡等等,并将其与2008年经济危机、2012年-2013年欧美双反这两次行业“危机”相提并论。
“当时大家以为要‘死掉了’。” 在近日召开的2018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暨智慧能源创新论坛上,一位光伏企业家对中国网财经等媒体回忆道。
事实证明,经过前两次“危机”的洗礼与锤炼,中国光伏企业在经营管理和财务运作上更加成熟,对于政策变化的应对也更加从容。不少企业都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例如加大海外市场拓展力度,主推自发自用项目,在户用项目上引入租赁模式等等。
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在上述论坛中表示,每一次大的挑战之后,就又有一次新的发展,“531”新政确实给行业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从中长期来说,不会影响光伏这一应对全球气侯变化、对能源转型有推动力量的产业的发展。他呼吁金融机构对光伏行业应重拾信心。
阿特斯COO张光春表示,无论国内外,光伏行业都是一个受政策影响较大的行业,会随着政策变化有冷有热,但作为企业自身,还是应该“练好内功”,坚持提升技术水平。
隆基股份董事长钟宝申表示,光伏企业的扩产步伐要把握住自身技术进步的节点,做到“不领先就不扩产”,以减少风险,实现稳健发展。
“‘531’以后行业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比预期的好得多。没有(之前)那么滋润,但还是比较健康。”阳光电源董事长曹仁贤对中国网财经等媒体表示。
在上述论坛中,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勃华表示,1-10月国内新增装机约36GW。对于全年的量,业内人士预计可能接近40GW,比“531”刚出台时业内预计的“30GW以内”要好得多。
“总体来说,度过了这个难关。”曹仁贤称。
配额制实施在即 行业信心回归
一系列配套政策将出台
11月15日,国家能源局综合司下发征求《关于实行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的通知》(下称《通知》)意见的函。此前,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已于2018年3月、2018年9月两度就《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了意见。
第三版征求意见稿与第二版相比,增加了激励性指标;取消了一般等价物,直接交易配额的超额完成量,取消了中间的转换过程,简化了实施难度。
第三版中还把“缴纳补偿金”改为列入电力市场主体不良信用记录,予以联合惩戒。“把缴纳补偿金改为纳入信用体系,不代表就没有经济性处罚。”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表示,“从政策推行的难度或实施的简便性上,如果采取缴纳补偿金方式的话,就需要修订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配套机制,可能会造成政策无法按时推出。”
对于配额制,业内呼唤已久。
“配额制越早出台越好。”正泰新能源董事长仇展炜对中国网财经等媒体表示,“现在各地对清洁能源的使用还只是凭觉悟,配额制实施以后,清洁能源的使用就是基于责任与义务。这对清洁能源的推广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解决消纳问题。”
阳光电源副总裁程程在论坛前夕对中国网财经等媒体表示,配额制的实施,提升了行业发展的“确定性”。“531之后,大家的信任感变得很差,包括从业人员和外部的金融机构等,需要对行业有信心,才能持续地发展和经营。配额制把确定性提高了,对行业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程程表示。
根据《通知》,2018年各地区配额完成情况不进行考核,随通知下达的2018年配额指标用于各地区自我核查,2020年配额指标用于指导各地区可再生能源发展。自2019年1月1日起正式进行配额考核,2019年度配额指标将于2019年第一季度另行发布。
陶冶透露,配额制的一系列配套机制在近期会陆续推出,包括修订自愿绿证交易机制、制定配额超额完成量交易机制、指导地方政府制定配额实施方案等,以保证明年配额制的有效实施。
平价上网“最后一公里”怎么走?
非技术成本成“绊脚石”
随着补贴强度不断退坡,我国光伏发电距离无补贴的平价上网越来越近。业内普遍预计2022年能够实现平价,而现在正是平价上网的“最后一公里”。
在“最后一公里”阶段,仇展炜表示,未来两三年光伏市场将呈现无补贴项目与补贴项目共存的状态,政府需要为无补贴项目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例如在核准上优先、在融资上给予优惠政策等等。
过去10年间,光伏组件价格下降了94%,组件每瓦成本的降幅空间逐渐缩小。在上述论坛中,在场嘉宾不约而同地呼吁降低“非技术成本”、“非建设成本”,例如土地价格、融资成本、税费、电网接入成本、弃光限电因素等。业内人士测算,非技术成本已经占到总成本的20%以上。
三峡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表示,可再生能源的去补贴、降电价是大势所趋,也是从主管部门到行业都达成的共识,但是现在很多地方“非建设成本”成为阻碍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的因素之一,希望各级政府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个支撑。
“非技术成本占到25%左右。”曹仁贤称,“降低非技术成本需要多个部门形成合力。”
“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光伏无补贴电价,招标电价经常‘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很多这样的项目,用的就是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甚至连EPC都是中国企业在做。”通威集团副总裁胡荣柱对中国网财经等媒体表示,“为什么换了一个地方就能实现无补贴电价?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非技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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