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经济”如何定义

“人民经济”如何定义 更新时间：2010-3-8 0:07:34 　　“国有企业被少数人控制就是‘私有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大了就是‘人民经济’”

“人民经济”如何定义

张一君

置身于满桌子的资料里，前任政协委员保育钧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这位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没等记者开口，就拿出了一份简报读了起来，内容是两会期间一则关于国有和民营经济情况的说法，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比翼齐飞。在很特殊的2009年，也并不是“国进民退”。

保育钧对此观点颇不以为然。作为一直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摇旗呐喊的重要人物，他对于这些年来民营经济发展轨迹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着切身的体察。

“国进民退”真实存在

对于否认“国进民退”的解释，保育钧认为是偷换了概念，因为数据只能说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增长快慢，但“国进民退”讨论的问题不是企业增长快慢的问题，而是私营企业被清退出某些经营领域的问题。

有观点认为，实际数据并不支持“国进民退”这一结论。比如：工业增加值，私营企业是18.7%，国有企业是6.9%。总资产或者说资产合计，私营企业增长20.1%，国有企业增长14%。从业人数，私营企业增加5.3%，国有企业增加0.8%。主业务收入，私营企业增加18.7%，国有企业降低0.2%。最重要的是利润，私营企业的总利润增加17.4%，而国有企业下降4.5%。

保育钧认为这些数据恰好说明国有企业运营效率低下。

“怎么可能没有‘国进民退’呢？‘非公经济36条’以后，民营经济好不容易进入的某些垄断领域在2008年、2009年间基本都被清退了出来，而接盘的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保育钧很郁闷，因为2005年，旨在帮助非公经济进入垄断领域的“非公经济36条”办法前后，保育钧都是最活跃的促进者之一。

不管是“非公经济36条”，还是中小企业法，再到目前中央政府打算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在实业领域内投资的政策，保育钧都是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1998年，他提出“保护私有财产”；1999年“炮轰”电信垄断，2000年要求打破石油体制垄断，2001年中国大缺电，他又“炮轰”电力垄断，目的就是为了民营经济能够和国有企业一样进入垄断行业内经营。

这么多年的努力仿佛一夜之间化为乌有。针对2008年、2009年度民营资本被陆续清退出之前进入的钢铁、煤炭、航空等领域，保育钧一直努力呼吁，兼并重组也要尊重主体的地位，应由物权法保障各种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应由市场决定谁进谁退。

保育钧从其办公桌的资料堆里给记者找到了民营经济近15年的增长状况，保育钧指着2008年、2009年度的增长率痛心的告诉记者：“2008年民营经济的增长仅仅在9%左右，基本上是1996年以来增长最慢的一年，2009年的增长也达不到平均水平。”

保育钧认为，当下的“国进民退”完全是既得利益集团设置的障碍，影响政府科学决策。“地方政府已经成为了既得利益主体，已经不能客观地做决策，‘非公经济36条’之所以没有得到落实，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只注重投资规模，国有企业和外资的机会都比民营经济多。”

国有不应占据自然垄断行业

保育钧认为，私营企业在进入垄断行业后备受质疑的掠夺式开采等问题，责任不全在民营经济，配套的政府服务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你去问问大多数的矿产资源老板，他们为什么会掠夺式开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政策不明朗，地方政府朝令夕改，另外，审批时间过长，就导致企业的开采时间被压缩变短。企业得到的也只是开采权而不是产权，如果政策稳定，谁会拿自己花钱买的资源开玩笑。”

保育钧认为，尽管一旦出现了问题，政府一定会先偏向于国有企业，但民营企业最终一定能和国有企业公平的竞争。

“既然说不通，就等着吧，国有企业玩不下去就会找民营企业了。”保育钧说判断一种经济形态的好坏，不能从规模和成分上比较，而应该从解决就业、运营效率和对社会的贡献三方面综合考虑。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民营经济解决的就业人口最多。从1978年开始，国有企业大概只解决了9500万人的就业问题，而75%以上的就业岗位是由民营企业提供的。

“国有企业占用的土地，有一半的土地出让金没交，即便这样却只有不到1万多亿元的利润，国有企业的效率现在是远远低于民营企业。”保育钧认为，从税收贡献上来讲，民营经济的贡献率也高于国有企业。

在保育钧的概念里，民营经济从来就没有过姓资姓社的问题。“什么是私营经济？国有企业被少数人控制就是私有经济，而民营企业发展大了就是人民经济。”保育钧不明白，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经营、经营所得依法上缴国家，和国有企业到底有什么区别？

调动民间资本才是真正的企稳回升

保育钧对时下公众认为的中国经济已经企稳回升的观点持质疑态度。

“国家4万亿元的投资下去，并没有真正带动人们的消费。扩大内需不过是4万亿元买的虚假繁荣而已，因为所谓的消费增长大都集中在基础建设领域，并不代表人民的消费能力和购买能力有了提高。”

在这一点上，大连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和保育钧持相同观点，王健林在政协会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人民消费占GDP比例在过去的16年间逐年递减，即便在国家大兴投资促进消费的2009年，这一趋势也没有得到改变。

保育钧认为，政府投资撤离市场以后，真正能够接盘的只有民间资本，也只有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才能真正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换句话说，政府想要的消费繁荣局面才有可能出现。

但现实的问题是，民间有1万亿元的资本没有出路。民营资本2009年底活跃在海南房地产市场上的事实充分表明，民营资本的投资选择范围及其狭小。

保育钧还认为造成民营资本无处投资现状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亮点就是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和没有公共财权。

“我一直呼吁，要想拉动民间资本的投资，就必须做好三件事：一是转变政府利益主体，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三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建立公共财政。”保育钧认为，只有政府不作为利益主体存在，才可能给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

而同时，也只有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让国有企业退出其不应该进入和垄断的领域，民营资本才有广阔的投资出口。而进行财税改革，建立公共财权则是为了降低政府消费在社会消费中的比重，真正意义上促进人民群众的消费。

保育钧曾是一位新闻人。

196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历任记者、编辑、科教部主任，直至副总编辑，直到 1996年调至全国工商联。这次工作变动让他与民营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6年的工商联已经成为国内比较集中的为民营经济鼓与呼的机构。

保育钧去全国工商联任职时，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这些都是政界的敏感词汇。“你知道1997年中共十五大前，国内正处在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大辩论中，当时讨论之激烈，堪称1978年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最后保育钧听从了组织安排，开始潜心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研究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自此再也没有和中国的民营经济分开。现在他担任着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中国中小企业协会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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