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茅于轼出招农村金融

吴敬琏、茅于轼出招农村金融 更新时间：2010-6-20 0:00:17 　　编者按/ 从北京到山西永济，不到1000公里的距离却承载着中国尤努斯们的期望。　　6月12日的永济，经济学家吴敬琏、茅于轼等一行出现在蒲州镇寨子村的阡陌之间，这里是他们心系了三年的富平小额信贷公司。这个由经济学家们发起的试验田，被寄予了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太多的希望。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吴敬琏表示，经过实践，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模式是适合中国农村现状的，在全国推行很有希望。吴敬琏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转型依然没有成功，主要原因还是体制问题。从当前的情势来看，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6月12日下午，山西永济蒲州镇寨子村村委会，富平小额贷款公司座谈会。　　一位村子里的养羊大户操着一口地方话发言：“我去年跑农信社贷款跑了40回。”“多少？4回？10回？14回吧？”在场的各位经济学家、银行家、小额贷款公司老总炸开了锅，一边比手势一边与信贷员交流，确认是40回。“我需要贷款，他应该贷给我啊。”这位执拗的老汉并未从农信社获得他想要的贷款。　　跟随考察的洋摄影记者给这位老乡取了个外号：MR.40。　　“你对小额贷款公司有什么不满意？”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主任何广文问这位老乡。“么得不满意”，老乡说小额贷款公司很方便。　　在另一个座谈会现场，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茅于轼则仔细地询问每一家农户贷款的额度、用途和收益情况。　　会后，吴老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你看，把资本分配到农民手里，他的收入一下就上去了。　　富平模式：500元起步的“非法经营”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在永济蒲州镇寨子村走访农户时观察到，MR.40一年跑40趟农信社寻求贷款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农民贷款难的现象的确曾在当地普遍存在。部分村民虽然持有“惠农卡”，但得到授信的机会很小。　　在农信社申请贷款，手续繁杂且申请时间长，有时还需要走关系。　　为了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从1993年就已经开始了探索。　　1993年，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汤敏在山西吕梁市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以500元人民币开始了小额信贷实验。“那被定性为非法经营。”茅老常自嘲。　　2002年3月份，茅于轼和汤敏在北京成立了专门培养家政服务员的“保姆学校”――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富平”这个校名是茅于轼起的。一是因为“富平”和“扶贫”谐音；二是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使平民百姓富起来”的美好愿望。学校实行的是学校贷款给学生上学、等工作后再归还学费的办法。　　从2006年开始，富平学校开始了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果品协会联合的针对农民的小额贷款服务项目。该项目实行无抵押，无担保，单笔额度2万元以下。到2009年的3年间，这一项目累计发放贷款1687笔，累计贷款总额近700万元，1000多个农户家庭受益。　　在这一项目经验基础上，2009年5月，北京富平创业投资公司联合北京资和信担保有限公司、3个自然人共同注册了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　　在由中国农业大学金融系主任何广文组织调研下完成的《永济市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绩效评估》中显示，在永济市域，资金总量不足，金融机构存贷比较高，但也有金融机构从当地抽走资金，如工商银行存贷比26.7%，邮储银行存贷比仅为6.5%。虽说金融机构种类相对较多，但接近农户与微小企业的很有限，小额贷款公司缺乏竞争。　　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出现，让永济的农民近距离地接近了金融服务。　　据富平小额贷款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5月31日的一年间，富平小额贷款公司共发放贷款2017笔，总金额3105万元，累计回收517笔，金额595万元。现有贷款1500笔，贷款余额2500万元，平均每笔贷款余额1.6万元，到期还款率100%。　　小额贷款也须坚持商业可持续性　　“这是中国唯一的一家设在村子里农户家的小额货款公司，是介于商业化和慈善之间的小额贷款公司。”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则如是评价，富平小额贷款公司通过引入社会投资来推动农村小额贷款的发展。　　“社会需要合作理念的启蒙。”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在永济的“小额金融创新与农村发展研讨会”上提出。　　在推动小额贷款的政策中，吴晓灵曾做出巨大贡献。根据中国的特点，吴晓灵提出了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模式，即只贷不存以减少金融风险。在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中，还发现了果品协会、专业合作社对农民的生产和销售所起的作用。　　“小额贷款可以有多种模式，但商业可持续是必须坚持的。小额贷款公司不能排除商业化取向，无论是扶贫性还是一般性商业小额贷款公司，自身的商业可持续性是必要的。就像去救落水的人，若自身难保，还怎么去救别人？”吴晓灵说。　　按照银监会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利率不得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基准利率的4倍，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年利率为21%，接近上限。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资金价格随市场波动，按照规律，供过于求就要降价，供低于求就要涨价。现在富平小额贷款公司21%的利息率，我认为反映了当地资金供给的需求情况，证明有足够的用户到我们这来贷款，现在我们不是资金量大贷不出，而是资金不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非常高。”茅于轼在会议现场引用了《纽约时报》的数据：墨西哥的小额贷款平均利息率是70%，全球的平均利息率是37%。根据在几个地方做小额贷款的经验，他认为，20%上下的利息率是可行的。　　茅于轼指出，有一点可以证明利率是否过高。“如果利率定价偏高，为什么没人去赚这个利息？正是因为它成本高风险大，需要费很大的心血去做，所以大家不屑一顾，不愿意去做。”　　21%的利率高不高？　　农民是否能接受21%的利率？汤敏认为这涉及几方面问题。首先是农户没有其他选择，其次最重要的是农民的回报有多高。　　在考察时，汤敏曾挨个询问过贷款的农民，有养猪的、种玉米的、做蔬菜大棚的、种果树的。他细心的跟每一个农户都算一笔账，发现农民们的收益率大概在100%到150%之间。比如种玉米的农户贷款施化肥，他承包了400亩地，如果不贷这2万元钱买化肥，一亩地将减产30%，约等于240元。最终因为花2万元施了化肥能获得8万元到9万元的额外收益，以8万元到9万元来还2.4万元的本金和利息是完全能承受的，还有五六万元盈余。如果能借到2万元就能赚到这个盈余，借不到也就没有这个收益了。他何乐不为呢？　　“农户贷款之前会算一本账，利润没有翻倍或翻1.5倍是不会伸手借钱的。”汤敏发现，农村贷款回报高的秘密在于农户没有把加班费计算其中，如果做大规模，开始雇人就没有这么高的收益了。“尤努斯获得诺贝尔奖，正是他发现小额贷款成本虽高，回报也相对很高，所以收高利息这事照样可以做。”汤敏说。　　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首席金融专家王君说，目前已经有充分的论证说明，微型金融服务的客户群体，其资本回报率在50%、100%、200%，甚至高达700%。在亚洲、拉美，包括在永济所考察的农户，他们能够承受较高利率。“在零售方面提供这种服务的成本高、风险大。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率，你面对的结果就是让很多人得不到金融服务。”王君说。　　富平模式期待“国民待遇”　　山西一个小小的永济，何以迎来如此多的顶级经济学家以及金融界的高级官员赴会？显然是因为，“富平模式”被寄予厚望。　　近年来，中央1号文件多次提出，要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制，加强农村金融服务，而央行、银监会也屡次下文对农村金融的改革提出了指导意见。　　这也是“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这个由经济学家发起的试验田，能吸引到众多大腕学者、高级官员以及鼎鼎有名的机构组织前来山西永济赴会的原因，因为这关系到普惠式金融的未来发展，关系到未来“三农”如何真正走出目前的困境。　　然而，“富平模式”能否在全国推广，一个最实际的问题不容回避：资金不足。茅于轼就坦言，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有很多障碍，包括存在着准入门槛、转贷资金来源、同等政府优惠支持等。民间有很多愿意进入到农村金融的资金，但实际情况是市场不够开放。　　富平小额贷款公司的董事长沈东曙说，公司注册资本仅3000万元，但到现在，发放贷款已经超过3100万元，余额2500万元，转贷压力非常大，下一步资金从哪里来？他直言，希望商业银行给予转贷支持。　　实际上，近几年来，政府对于小额贷款公司已经给予了很多的扶持和指导。5月1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一被市场称为“新36条”的文件强调，鼓励民资进入金融服务领域。文件特别提到，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涉农业务实行与村镇银行同等的财政补贴政策。　　在致力于推动农村小额金融的吴晓灵看来，最近的政策鼓励尽管不是完全针对扶贫，但是针对5万元以下的农户小额信贷，仍带一点普惠金融的理念。吴晓灵直言，目前的农户小额贷款政策仍有遗憾之处：第一，它不包括没有金融牌照的，但是多年以来或者是近几年以来一直在为扶贫发放小额贷款的组织。另外，从政策的优惠程度来说，虽然营业税全免了，但是所得税其实只免了10%，因为其税金是按90%来制订的，因而优惠的力度还不太够。　　“今后的努力应该在这两个方面继续，使得这些政策能够有所改进。”吴晓灵如是期望。 声明：本频道资讯内容系转引自合作媒体及合作机构，不代表自身观点与立场，建议投资者对此资讯谨慎判断，据此入市，风险自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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