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的开启改变了他们的人生。40年过去，让我们回到1978年40年前的春节，看看那些年轻人当时在哪里，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在这一年参加高考、回城、经商……这是他们一生的转折。

过年回家，是有的人“理所当然”的事，也是有的人“梦寐以求”的事。

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大时代里，许多人背井离乡，支援建设。他们远离亲友，在异乡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春节。

春节，见证了几代人的命运流转，写下了烙印着时代的故事。

位于安徽省泾县的312电厂

在安徽大山里的春节

陈建国和陈建荣兄弟的故事，要从上海“小三线”建设说起。

1965年到1988年，数万上海干部职工投入上海“小三线”的建设。陈家兄弟的父母也来到了安徽大山深处没有名字、仅有代号“312”的电厂。为了孩子的教育，父母决定让兄弟二人留在上海，他们一家人只有在两兄弟放寒暑假的时候才得以团聚。

“寒假到了，我们就去安徽山里过春节。山里没什么好玩的，但能见到父母，多开心啊。”陈建荣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当时“被滞留”在上海的工人子女就被一卡车一卡车地带进安徽山里。卡车搭了个篷，里面安上木板当板凳，就是当时的客车了。一车里孩子想到要见到父母都兴奋异常，加上身边又都是相识的同龄伙伴，因而一路上叽叽喳喳，七嘴八舌，分外热闹。

这车浩浩荡荡地开了十二多个小时，终于开进了安徽山区。早知道孩子们要来的家长们就一个个站在背靠山的一排宿舍路边等着，但凡有谁大老远先看见车的影子，人群就开始沸腾。陈建荣还记得，他们家是厂车停靠的第一站，左邻右舍就帮着父母一起接他们，帮忙拿东西。这种激动随着厂车一次次停靠而延续下去，从工厂宿舍到后方食堂，哪哪都洋溢着无比喜悦的气氛。

和上海过春节不同，安徽大山深处的春节无比朴实，既没春联，也没花灯。父母还是和平日一样，白天上班，晚上回来。但也因为地处山区，山珍野味总能让来自城里的孩子们大饱口福。

“1978年，上海的农副产品还要凭票供应，而皖南山区农副产品就丰富得多，而且价格便宜。比如四个猪爪只要4元钱，还带个猪尾巴，当地人不吃的，上海人却如获之宝。还有那里一个甲鱼，野生的，只要2元钱。”陈建国回忆，他们会从上海带去肥皂、绵白糖等生活用品，去和当地人换老母鸡和鲜鸡蛋。

“山里的大米好得不得了。当时上海是计划供应大米，都是陈米，而山里的大米都是当年的，新鲜味香，可以不用就菜一口气吃完。”陈建荣也说，当时家家户户烧菜，要好的同事之间就互相吃吃、串串门。“我们小孩就东跑跑，西跑跑，看见谁就叫叔叔阿姨好，然后他们都会抓一小把瓜子或者糖给我。那时到处拜年吃饭，真的很开心。”

陈建荣指着父亲当年所在的运行车间，一时非常激动。

大伙对知识的态度不一样了

1978年，陈建国20岁，陈建荣14岁。

他们都能感觉到，这一年大伙对知识的态度不一样了。

“就是一股潮流，一下子文化、学习、考大学热得不得了，知识改变命运，哪有不学习的呢？”陈建荣告诉澎湃新闻记者，那时的社会热点是高考恢复、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等等。新华书店里一下子出了很多鼓励大家去追求知识的书。他买了《数理化自学丛书》中的代数、几何、物理和化学，简直当宝贝来“宠”。

当时，作为支内职工子弟将被上海杨树浦发电厂录用的陈建国已经参加过1977年的高考。“没基础，给刷下来了。”他也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虽然分数翻倍，还是差了一点。

等到1981年，陈建荣也到了高考的年纪。陈建国决定陪弟弟再参加一次高考。

“第三次高考，还是只有我和弟弟在上海。我一边去电厂工作，一边照顾弟弟的饮食起居，晚上也陪着他一起复习。”陈建国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我想家里得有一种学习的气氛。如果他整天在读书，我整天在打麻将，他会感到家里没人关心他。所以晚上我们就在一张桌台上复习，他在台子那头，我在台子这头，我有不懂的就问他。”

“这一次高考，我弟弟可牛了。他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说起弟弟的成绩，陈建国满面红光，难掩得意，尽管他自己依然没有考上。

“其实我心里也是平衡的，父母都在外地，我要多承担一点。”高考的失利并没有让陈建国消极。他努力投身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作，勤勤恳恳，平日里还爱读书看报，写文发稿。两兄弟俨然成为厂里“别人家的孩子”、“有出息的典型”。

这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年代实属不易。因为无父母照顾，留在上海的工厂子弟中能考上大学的凤毛麟角，还有女童受邻居蹂躏，男孩因犯罪入狱。

“四十年过去了，我永远记得我和弟弟说过的那句话：这苹果好吃吧？好吃。你拿得到吗？拿不到。要拿到苹果你必须要努力。我们这样的家庭，靠父母是绝对不行的，只有靠我们自己出类拔萃。”陈建国感慨。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在文化方面更加开放了。因为我自己就喜欢文学，所以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消息。”而更让陈建国振奋的是，因为改革开放，父母的单位被列入迁回上海的标准。1986年以后，他们一家人的春节都可以在上海团聚了。

寒暑假结束时，“312”电厂的职工孩子聚集到这个大门口等车回上海。那时陈建荣的父亲总要给儿子捎上用山里土鸡蛋做成的茶叶蛋。

在江西工厂里的春节

1978年春节，来自上海的徐进法一家是在江西抚州过的年。

新的对联贴上了门框，四个孩子都换了新衣，围在一起听收音机。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却还是地道的上海菜。

1961年，国家号召上海支援内地。徐进法响应号召随同福袜厂举家迁到江西。同福袜厂迁到抚州后改名江西抚州针织厂。经过厂里动员，最后跟着支援内地的员工连同家属有200多人，几乎占了全厂的90%。

到1978年，17年来，徐进法他们再也没有回过上海。他的四个孩子都进了江西抚州针织厂工作，这个家庭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四个孩子中，老大徐坚平、老二徐赞平、老三徐越平离开上海时都不满6岁，对所谓的家乡懵懵懂懂没什么概念，老四徐浩平就在江西出生。

在他们概念里，抚州就是家。上海，反而太过遥远。

“当时和上海已经断了联系。对这里好不好上学、生活条件如何，都没有概念，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没有对比。” 徐越平向澎湃新闻记者回忆，虽然在这个上海人的小天地里，他们身边都是上海人，说的也是上海话，但上海是什么样的，这些“援二代”已经没有概念。

徐进法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想回上海。但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出台以后，一切似乎不再是铁板一块。平静无波的工厂里被投入了一块石头，大家心中都荡起了涟漪。

心思活动的上海人开始尝试做生意、赚外快。市场经济开放之后，国营工厂的效益也逐渐下降。这对随厂来支援内地已经快20年的上海工人们显然并非好事。但另一方面，回到上海，似乎有了一丝可能性。

这一年带来“回家”的可能

1977年恢复高考时，四个孩子中只有徐越平赋闲在家，其他孩子都去上山下乡。徐越平听说高考，觉得“还有读大学回事啊”，便想一试。1977年，抱着玩票的心态去试过以后，徐越平总分只考了二十几分，为此深受打击：“当时英语题就是考写出26个字母，一点也不夸张，但真的写不全。”

极度失望的徐越平觉得自己和大学无缘，回到父母的厂里做临时工。教她的两个师傅是读过书的，劝说徐进法“该让小孩学点知识”，徐进法才找了学校送徐越平去补习。等到1981年，徐越平考上了同济大学函授班。

这一步选择，撬动了这个家在江西似乎已经很难挪动的根基。1993年，正值上海大量引进人才大搞建设的时候，徐越平揣着一纸学历证明，在亲戚介绍下在上海找到了上海南汇市政工程的工作。

“我父亲看到我到了上海，就一直跟我唠叨，让我帮哥哥也找个工作让他回到上海。”徐越平说，父亲当时一腔热血带着全家迁往江西，也从来不提要回上海，“但我知道父亲的心结，他虽然嘴巴上不说，但内心深处还是想回上海的。”

和上山下乡后的知青返城问题不同，支援内地时，上海家庭大都是举家迁出，又基本是普通工人家庭，在上海没了亲人牵挂，返乡难之又难，绝大部分人扎根内地后，再也没有回去。徐越平知道的抚州针织厂第一代人的子女中，后来回到上海的不足10人。

1995年，徐越平托人介绍哥哥徐赞平去南汇一家商城面试，哥哥面试成功回到了上海。徐赞平头脑灵活，于2003年下海经商。姐姐徐坚平上山下乡后，顶替母亲入厂做了女工，1990年代针织厂效益下降后，成了提前内退大军中的一员，不到40岁就内退在家，后来跟着儿子回到了上海。小弟徐浩平起初也在抚州针织厂工作，后来调到自来水厂，再没有回到上海。

如今，抚州针织厂也已经消失在改革的洪流中。“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纷纷找出路。我1993年回到上海的时候，针织厂还在，到2008年左右再去，厂址就已经被房产商买断，造了商品房。” 徐越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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