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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恩来为何得到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持久而深切的怀念？2、每一次匿名捐赠 都是在为慈善“扬名”3、第一个在太和殿拍电影的导演走了

周恩来为何得到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持久而深切的怀念？

学习周恩来精神，推进伟大事业

毛泽东在1943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说过，恩来同志有三大长处：一是对敌斗争勇敢，二是对工作拼命，三是广泛的群众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说过：“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的悼词中说：周恩来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一个不朽的名字。”“他的崇高精神和人格，感召和哺育着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已经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种巨大力量。”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在周恩来“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我们缅怀周恩来同志，就是要永远铭记和认真学习周恩来同志的精神，使之不断发扬光大”。弘扬周恩来精神已经成为我们全党的共识。

周恩来之所以得到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持久而深切的怀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世纪伟人。他功勋卓著，如李琦同志所说，他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党的领袖、开国元勋、世界伟人。他道德高尚，是党和人民认可度很高的人民公仆，“全党楷模”。他的大功中浸透着他的大德，体现着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昌盛英勇奋斗的崇高理想，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伟大胸怀，“立大志，不存大己”的高尚人格。“大功”是“大德”指导下的实践结果，是大德的载体。“大德”是成就“大功”的内在动力和根砥，是“贯穿大功”的主线和体现“大功”性质的内核。

周恩来的大德本身也是他的大功。周恩来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用他半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奋斗把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奋斗目标、精神境界、思想作风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比较完美、形象、鲜活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性的楷模，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党的优良作风的化身。正如胡锦涛所说，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理论界把周恩来身上体现出的这种“大德”概括为“周恩来精神”。涵盖了他的人格魅力、精神风范、品德、作风、党性修养等等。石仲泉同志是最早对周恩来精神进行系统阐述的学者。他把周恩来精神概括为“无我精神、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民主精神、廉洁精神、严细精神、守纪精神、牺牲精神”，对深化周恩来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周恩来精神”有其个性化特点，比如， “文革”中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许多同志都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斗争。当然，方式方法不尽相同。有的是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有的是暂时沉默，等待时机转换等等，周恩来则选择了毫不畏惧，完全不顾个人毁誉得失，凭着智慧、才能、威望，进行迂回、渐进、韧性斗争的方法。这是他的经历、修养、性格和所处位置等多种因素形成“合力”作用的结果。但是，周恩来精神又不是周恩来独有的精神，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的生动、具体、比较全面的体现，其中包含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世界精神文明中的精华。也可以说，周恩来是践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这种崇高精神的杰出代表。

这种精神是共产党的一种软实力，它能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公信力、领导力。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刘仲容先生就讲过：“很久以来，我一想到中国共产党，脑子里就浮现出周恩来的形象。”许多人是通过周恩来展示的这种精神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我国卓越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过去信奉上帝，她曾说：那“是追求一种高尚的做人准则。上帝是什么样的？我没见过，谁也没有见过。可是我从周总理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高尚无私的人格。”“就是他这种崇高的精神，在影响着我，使我由信上帝变成信共产党。”

这种精神，不是物质力量，但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胜似物质力量。抗战时期，美国军事观察组，来华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看来“国民党占领着大片土地，而共产党则占领着大片的人心”。美国作家海明威与周恩来谈过一次话后讲：“如果这个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那么，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纵观中外历史，确实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正是靠这种精神，赢得人民的支持，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精神影响和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周恩来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前，学习研究宣传周恩来精神，对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推进科学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习周恩来精神的现实意义

(一)学习周恩来精神是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担负着艰巨的执政使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抓住机遇，成功应对挑战，2020年，我们将实现工业化，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50年，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大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大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以后逐步衰落。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快速发展，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30万亿元人民币，也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左右，2009年，大约是33万亿元)。新中国建立100周年时，经过执政后的百年奋斗，基本实现现代化，将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是非常辉煌的。

但是，要肩负起党的历史使命，必须解决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及如何发展的问题，也就是，要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而且要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走邪路。

当前，党内思想很活跃，这体现了党内民主的发展，这很好。但是，也要看到，有些党员干部，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方面，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认识，比如，有少数人对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归结为搞了市场经济，认为改革开放，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搞的是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主张回到五十年代。甚至有极少数人提出坚持“文革”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文革”平反，为“四人帮”平反，号召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也有人主张全盘照搬资本主义的多党制、议会制，搞三权分立等等。还有人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等等。

有些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醉生梦死。最根本的原因是丧失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或者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确立过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有的党员干部、甚至是相当级别的干部，把老婆孩子移民国外，财产转移到国外，自己也随时准备移居国外，他们有一种末日心态，根本原因也是丧失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对共产党缺乏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丧失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缺乏信心。

这些错误认识，干扰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学习周恩来精神，首先学习他通过正确途径，确立科学的信仰，并为之奋斗终身的精神。提高党员干部信仰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更好地肩负起我们的历史使命，有重要作用。

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正处在一个发展的临界点上，改革处在关键时刻，发展处在“迈坎”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重要成长期。改革开放31年，取得伟大成绩。我国经济总量座三望二，2009年日本GDP约为5.07万亿美元。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21日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2009年中国GDP为33.5万亿元人民币，约为4.9万亿美元)。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和超过日本，时间不会很长。 但是，在看到我国经济总量大幅提升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1)我国人均GDP只有3600多美元，大体上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8000美元的44%，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排在世界第100位之后。到2020年实现工业化，任务还是很艰巨的。(2)我国经济总量有很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经济质量和效益还有很大差距。1840年中国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多，而英国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的6%左右，但我们的产品主要是茶、丝绸，英国能生产军舰大炮，鸦片战争，中国清政府惨败。我们不能满足于产品数量的增长，而要大力提升“中国制造”的品牌和质量。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3)过去那种粗放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从各国发展的历史看，比如从美日较量，可以看出，发展方式决定输赢。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相对发展缓慢，日本在彩电、照相机、纺织业、汽车和造船业带动下，发展非常快，要开足马力追赶美国。但美国并没有麻痹。他们拒绝了以利润和关税等短期竞争为目的的策略，而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选择了刚刚现示出生命力、有很大潜在市场的计算机、通讯等新兴产业，后又大量投资，打造世界互联网高速公路。而日本对这些新兴产业反映迟钝，仍然在传统产业上发展，特别是沉醉于房地产业。这时的美日竞争，实际上已出现了转变不同发展方式的竞争。日本在传统产业上发展，逐步出现市场小、利润低、驱动力弱， 最后跌入十多年经济萎靡不振。而美国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一些学者指出，从美日的较量，可以看出发展方式决定输赢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1年的快速发展，现在确实到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更好更快发展的阶段。

一是世情国情的变化，实践证明过去那种粗放型、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不能继续下去了(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飞机。一个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大约卖10美元，我国企业加工、制造、出口，最后只挣35美分)。二是世情的变化，特别是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我国过去那种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方式受到严重冲击，也迫使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去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呈现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从外因来讲，也与美国过量发行货币，依靠大规模负债所支撑的外部需求扩张直接相关。也就是说我国的高增长，某种程度上也是“搭上”了美国靠大规模负债扩大外需的“班车”。这种过度依赖外需的模式，其安全性、可持续性都难以保障。金融危机爆发，外需急剧萎缩，使我国经济运行，特别是部分地区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受到严峻挑战。2009年中国经济实现8.7%的增速，全球一家独秀，然而仔细分析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发挥的不同作用，存在的问题值得重视。在8.7%的经济增速中，投资拉动了8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92.3%；消费拉动了4.6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2.5%；净出口拖累了3.9个百分点，贡献率是负44.8%。从中看出，去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靠政府扩大投资的政策拉动，消费不旺，经济真正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因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强化技术创新，扩大内需。2010年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是全面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为“十二五”时期发展打好基础的重要一年。温总理讲，进入21世纪，去年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今年是经济发展面临情况最复杂的一年。要看到后金融危机时代，竞争更激烈。2009年，四季度，美国生产率提高9%点多，工资降低6%以上，在努力增强自己的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摩擦不少。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关系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更关系到中国今后的长远发展和竞争力。2月3日至7日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在讲话中，一连用了几十个“加快”。

但是，由于一些党员干部的党性不强，修养不够，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不深，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不强；一些党员干部的作风不好，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脱离群众等不正之风，不作为、乱作为，甚至胡作非为，这已经成为影响推进科学发展的障碍。学习周恩来精神，对于干部转变作风，提高领导水平，执政能力，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会深刻转型，利益群体多元化，我们进入社会矛盾的凸现期。特别是又面对后金融危机时期，保发展、保稳定、保民生的任务都十分艰巨。近年来，特别是2009年以来，社会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包括“百万点击率”的网络舆情事件(罗彩霞事件、杭州飚车案、邓玉娇事件、贵州习水官员嫖宿幼女事件等)，呈明显上升趋势。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紧张度在上升，也暴露出一些地方基层干部对社会矛盾处置乏力，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警民关系不和谐甚至紧张。学习周恩来精神，不仅对干部转变作风，勤政廉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和警民关系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提高基层干部化解矛盾、处理复杂问题、保稳定的能力也有重要意义。周恩来是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高手，是化解复杂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阻力为助力的典范。

(二)学习周恩来精神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年。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也不能一劳永逸。对于我们这样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来说，始终面临着正确对待权力，跳出历代统治者在掌权后，因腐化堕落而导致人亡政息周期率的考验。近20年来，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垮台。历史一再证明，任何政党，不管你曾经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多么大的贡献，不管你曾经得到人民多么真心的拥护，一旦腐败变质，就一定会被人民抛弃。我们研究执政规律，这是个最基本的规律，是一条铁律。社会转型期，往往是腐败的高发期，我国正处在这样的转型期。特别是在困难面前，在遇到危机时(包括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坚强的党性、优良的党风往往是团结凝聚党心民心，化危为机，共克时艰的强大精神力量。而腐败、公权私用，权贵经济往往是引发社会动乱的导火索。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党面临“四大考验”：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而且这些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向全党提出“两个都不是”“四个不等于”的警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要求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周恩来精神是党的性质、宗旨、作风的集中体现，学习周恩来精神，对于落实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保持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执政安全有重要意义。

(三)学习研究弘扬周恩来精神是培养适应时代要求的领导干部的需要。

党和国家处于明显的代际继替时期，“文革”前大学毕业的同志，基本上退出了领导岗位。大批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干部将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由于我国处在社会深刻转型时期，各项制度处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和全面开放条件下，新一代年轻干部手握重权，身挑重担，面临着各种诱惑和国内外复杂环境的考验。

如果不加强党性修养，缺少足够的“定力”，就容易成为腐败的“俘虏”。最近，中央特别强调选拔培养年轻干部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强调在认真抓好干部知识和能力培训的同时，要把“德”的培养锻炼放到更突出的位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党性锻炼。胡锦涛同志多次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的要求。周恩来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人民公仆、党性修养的楷模、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在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他的成长史、奋斗史，是波澜壮阔的党史、国史的缩影，生动形象地展示了伟大、忠诚、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历程，揭示了他之所以成为杰出领袖、世界伟人、最得民心的共产党员的真谛。周恩来的生平事迹是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领导干部的鲜活教科书，周恩来精神是引导新一代德才兼备领导干部成长成才成事的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周恩来精神对于我们党顺利实现代际继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兴旺发达有重要意义。

不仅领导干部要学习周恩来精神，普通党员、干部也要学，因为周恩来精神中体现的党魂、国魂、民族魂，是每个党员干部都应当继承发扬的。

我们也应该在青少年中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周恩来精神，使周恩来精神在青少年幼小的心灵中发芽、生根。

二、把握周恩来精神的核心和主要内容

近年来，对周恩来精神的研究不断深入，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概括，这些概括，从不同方面、不同视角阐释了周恩来精神。周恩来精神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包括周恩来的理想信念、思想品德、人格风范、精神境界等内容，也包括他的工作作风、态度、工作精神等内容，还包括他注重党性修养、自我完善等内容。“周恩来精神”的内涵虽然很丰富，但各方面的内容不是并列的，其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大家的共识 。胡锦涛号召全党学习周恩来的精神，他着重强调了六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

第二，周恩来同志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

第三，周恩来同志始终顾全大局、光明磊落，集中表现为他高度珍视和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

第四，周恩来同志始终实事求是、严谨细致，集中表现为他求真务实的精神。

第五，周恩来同志始终虚怀若谷、戒骄戒躁，集中表现为他谦虚谨慎的精神。

第六，周恩来同志始终严以律己、廉洁奉公，集中表现为他无私奉献的精神。

根据锦涛所讲的上述内容，以及当前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中，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我想，我们纪念周恩来，学习周恩来精神，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当前特别需要学习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信念，矢志不渝。

确立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周恩来毕生奋斗的力量源泉，是他的优良作风、高尚人格的内在根砥，即我们所说的“诚于中而形于外”，也是铸就他的“大功”的根基。周恩来说：“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他在党的核心领导岗位上长达半个世纪，不仅经历过极为艰险的革命斗争，也经历过极为复杂的党内斗争。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如：长征)，无论面对多么复杂危险的局面(如：西安事变)，无论个人受到多么大的委屈(如：文革)，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途、对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对建设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他为什么能够做到确立信念，矢志不渝，终其一生？毛泽东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叫做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在学习周恩来确立和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方面，我觉得有三条特别重要的启示：

第一，立志救国，心系人民，把个人志向与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树立和坚持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基础。

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探索和认识，在不断深化。也在不断剔除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些错误的认识和误解。比如：把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前苏联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进一步认识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述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纠正了一些不大科学的认识。但是，有一点，是不变的，即我们从事的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事业，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的事业。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前途和最大多数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社会的进步，才有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从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崇高志向，是他探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源动力，也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一个以升官发财、争名夺利为生活乐趣的人，一个不关心人民疾苦，不热爱祖国的人，不可能有强烈、持久的追求真理的热情，更不可能把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生的奋斗目标。作为执政党的党员干部，要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今天，就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为最大多数人谋取做大利益、走共同富裕之路，坚持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坚决反对腐败、反对形成特权阶层，反对权贵经济。

第二、理论清醒，行动才能坚定。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的理性认识基础上，才能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

这是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过程中的又一显著特点。他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经过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达“笃行”的过程。一个具有救国救民良好愿望的青年，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但并不一定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它不会在人们头脑中自发地产生，必须通过自觉地刻苦学习和深刻领悟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它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代表学说的直接继续，只有具有广博的知识的人，才能真正牢固地掌握它，深刻地理解它。

理想信念只有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坚定不移。周恩来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日本，西赴欧洲，博览群书，攻读马列，对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推求比较”，并实地进行社会考察。在此基础上，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这样确立的理想信念就不只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而定”的了，所以才经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今天，有些人思想混乱，其说理想信念动摇，倒不如说，他们的理想信念从来没有真正确立过。甚至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学习周恩来精神风范，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如何树立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有重要启迪。

第三，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必须处理好伟大事业与个人功名地位的关系。周恩来从青少年时代就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上升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个人价值的实现融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解放全人类的实践。他立大志，不存大己；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重名誉，不重个人名位。把个人的权位看成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实现“大志”的平台，而不是人生目标的本身。所以，在遵义会议后，中央常委分工，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为组长。周恩来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对确立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作用。长征中，张国焘以四方面军人多为筹码，要挟中央，说如不解决“组织问题”(给他更大的权力)，就“无法顺利灭敌”。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为顾全大局，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议后，把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建国后，实行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提出了工资等级表，把总理与国家副主席放在一个等级栏内。传阅时，周恩来把“总理”勾下来，与副总理放入一个等级栏内。他从不宣传自己，也不希望别人宣扬他。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其中，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作出了特殊贡献。但是，周恩来从不以功臣自居。甚至还竭力抹掉由他首创或带有他个人印记的某些东西，把他的重要理论贡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融入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在周恩来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这反映出他做大事 ，不争当大官，重事业，不追求个人名位的崇高境界。

周恩来始终把领导职务看作一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责任。他一生中为党为人民进行过各种形式的斗争，承担过各种最复杂、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西安事变、劳山遇险、万隆会议-----不知经历过多少次生与死的考验，但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临危不惧，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忘我献身的精神。

这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使命感、责任感，还突出地表现在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上。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是我党历史上极端困难、十分艰险、濒于分裂的时期。周恩来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不顾个人的荣辱毁誉，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两次挽救党于危局，使党渡过了难关。

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性灾难中，他没有选择“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他身患癌症，去养病也未尝不可)；也没有选择“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而是毅然选择了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忍不拔、顽强卓绝的斗争，尽其所能挽救危局。他抱着“下苦海”、“入地狱”，牺牲自己的决心，尽最大可能减少这场灾难对党和人民的打击，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垫了结束这场灾难的道路。表现出坚强的党性、忘我牺牲精神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李先念讲：“他是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战”。叶剑英讲“最艰难处显奇才”。陈云讲：“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再次为人民立下了大功，也体现出他的大德。

(二)“廉洁奉公，鞠躬尽瘁”。

周恩来是忠实、高效、廉洁的人民公仆，真正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勤政廉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最忙的人。他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邓小平讲，周总理“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华侨称他为不知疲倦的“钢人”,外国人称他为“全天候”总理。他被看作新中国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代表。

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办事严谨周密，一丝不苟。带出了好的队伍，形成了好的作风。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他对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提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并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科学的工作制度，培养了一支对人民高度负责、具有严细精神的科技队伍。钱学森讲，由于总理的精心组织领导，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死人最少，花钱最少，发展很快，效果很好。创造了一流的工作业绩。从中可以体会到，胡锦涛同志要求党员干部“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这不仅是个作风问题，也是提高执政能力、领导水平、实现更好更快发展的问题。

艰苦奋斗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它是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吃苦在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尊重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今天看来，也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周总理终生保持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建国后，有人提出要修政府大厦，周恩来说：“我们一定要执行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在我任总理期间，决不修政府大厦。”他反对各地建楼堂馆所，要求国务院要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树一代共产党人的新风。困难时期，国务院开会，不上茶。在一个大盘子中放上一小包一小包的茶叶和烟，上面都标着价，谁用谁付钱。他个人生活非常俭朴。他所住西花厅的房屋，窗户列开大缝，冬天工作人员只好用报纸把窗户缝糊起来。地面潮湿，铺的是大块方砖。有关方面，几次要给他修房子，都被他拒绝了。有一次，趁他外出工作，把房子简单地维修了一下。他回京后，在全体国务委员会议上，做了多次严肃的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没有把好关，承担了全部责任。后来部长们说，“总理，你别再检讨了，再检讨，我们都要落泪了。”总理说：“我做检查是应该的。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副总理、部长们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其实，他的住房设施非常简单，办公室连个沙发也没有，还是他检查出癌症后，毛主席送给他一个特别的单人沙发。他的笔筒就是个普通玻璃杯。他日夜批阅文件，连个台灯也不让买，还是中南海的工人用铁棒、铁皮给他制作了一个。西花厅有养鱼池、水榭，但是，周总理生前没有让放过水，他说浪费。他之所以终生艰苦奋斗，是因为他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而是把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和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

周恩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身居高位从不谋私。平时外出，吃饭、洗衣、喝茶，都是自己付钱。乘车到医院看病、看望朋友，每次都要司机老杨记下公里数，自己交汽油费。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地方给中央送礼。1961年青海省委知道中央机关的生活很艰苦，就从青海湖打捞了2000多斤鳇鱼运到中央办公厅。周恩来知道后，要求退回去。但因为路途遥远，退回去，鱼会腐烂，他才同意作价，把款汇过去。为此事，中共中央、国务院专门发了通报，要各省、市以此为戒，不准再送东西给中央。凡是送给他个人的礼品，他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他认为在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很深，民主传统十分缺乏的国度里，干部往往被看得特殊一点。请客送礼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助长一种腐败的社会风气。

他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绝不利用权力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

他没有子女，但对自己的亲属、晚辈，不仅不用职权为他们谋取任何私利，而且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他唯一的胞弟周同宇在20年代曾投入大革命洪流，解放后是政府工业部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后因胃病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被有关部门安排到内务部任参事。周恩来认为这样等于不工作，拿干薪，影响党的形象。为此向内务部部长曾山提出意见，让胞弟提前办理了病退手续。他的侄子周尔辉在北京一所大学当教员。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有关方面把周恩来的侄媳妇孙桂云从淮安调到了北京。周恩来知道了，说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不能从大城市调到小城市？劝侄子侄媳带头响应国家压缩城市人口工作的号召，后来一同调回淮安。周恩来的表兄万叙生写信请他为当临时工的表姪女安排个正式工作，周恩来回信说：“这是关系到遵守国家制度和服从国家需要的问题，我没有权力要求国家对自己的亲友给予特殊照顾。我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我国刚开始实行机关干部下基层劳动锻炼的制度时，周恩来就让侄儿周荣庆由北京到河南当了农民。在党中央号召知识青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周恩来又鼓励侄女周秉建到内蒙插队。 1970年12月，周秉建按正常手续应征入伍。总理对周秉建讲：女兵很难当，怎么就偏偏挑上了你？那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这样影响不好。“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不能搞!”后经部队批准，周秉建又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当牧民去了。总理生前对亲属制定了十条家规：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无工作者总理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准用招待券；不允许请客送礼；不允许动用公家汽车；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艰苦朴素；不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他严格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能有任何特殊。五十年代，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制定了一个工作细则，提出警卫保总理的安全，医生保健康，秘书保工作 ，周恩来看后，又特别加上一条， “保政治影响”，即周总理、邓大姐和身边工作人员共同维护党的政治影响。在商品短缺年代，总理出差，规定身边工作人员不能在所住招待所买内部价的便宜东西，需要什么，到市场上去买。“文化大革命”中，总理知道身边工作人员也有人走后门，把孩子送到部队当了兵，很生气，都让他们给孩子办理了退伍手续，仍送回农村插队。

(三)“海纳百川，品德纯美”。

周恩来以人为本，坚持唯物史观，从内心深处尊重人，关心人，平等待人。他关心人们的政治权利、物质利益、精神需求等多方面的利益，只是为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宁愿牺牲个人的利益。他是富有人情味的共产主义者，有解放全人类的胸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求真务实的品格。他重义守信，待人以诚。他是把理性与情感、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得恰到好处的政治家。他立场坚定，原则性强，实事求是，在关系党和国家及人民的利益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退让；在该坚持的原则问题上，决不动摇。他坚持真理，但他又非常重感情，讲信义，通情达理，为人敦厚热情，品德纯美，产生了很强的亲和力、凝聚力。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都有他许许多多的知心朋友。在人们心目中，他是领袖、伟人，又是良师、益友，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好公仆。

周恩来品德纯美，不仅表现在战斗、工作、社会生活、人际交往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是思想和灵魂的结合，是共同信仰、共同理想的连结，他们的婚姻是幸福的，互敬互爱的夫妻情感人至深。

在艰难困苦、生死关头他们互相关心，互相支持。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患阿米巴肝脓疡，邓颖超三天三夜守在他身边。因无法消毒，只好用雪山上的冰块敷在肝区上部，以控制炎症的发展。三天后，周恩来排出半盆脓，才转危为安。周恩来清醒后没有两天，邓颖超因掉下沼泽后就发高烧。当时仅有一支退烧针了。邓大姐坚持把这支针留给周恩来，自己靠坚强的信念挺了过来。

在事业上，他们互相理解、互相鼓励，配合默契。解放初期，很多人要求邓大姐出任政务委员职务，担任部长。周总理都没有同意。他说：“我是政府总理，如果邓颖超是政府里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混到一起去了，这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也不利于我的工作。”“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到政府任职。”

实行薪金制时，有些人争级别，闹待遇。周恩来为在全党树立廉洁奉公，正确对待名权位的好风气，总是带头压低自己和邓大姐的工资、职务和待遇。定工资时，邓大姐被定为5级，周总理又给改为6级。1974年底，筹备四届人大时，毛泽东提议让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总理不同意，就把这件事压下来了。周总理去世后，1976年12月，邓颖超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她的秘书赵炜问及是否知道当年毛主席的提议时？邓大姐说，早就知道此事，并且很平静地讲，“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那时不让我上是对的。”。

在生活上，他们互相关心，相濡以沫。周恩来日理万机，仍无微不至地关怀着邓颖超的健康。他有夜间办公的习惯，有时开会，凌晨三、四点钟才驱车回到家。为了不影响邓大姐休息，总是与工作人员蹑手蹑脚地从屋后的小道绕行。外交秘书陈浩亲切地称这条小路为“周恩来小道”。

有一次会见客人，按组织上安排，邓颖超与周恩来一起见客。平时是在楼上会见客人，秘书正要做准备，总理到了，吩咐说：“今天小超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小超上楼了。”事情虽小，但让人体会到关心之细微，爱情之深厚。

参加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在一个星期中只睡了l3个小时的觉，他怕邓颖超担心，回国前特别嘱咐秘书：“不要让小超操心，她身体不好，我睡得少，回去补上就行了。”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有时到早上八九点了还没有睡觉，邓大姐怕干扰他的工作，又担心总理的健康，就写个纸条，让工作人员放在总理的办公桌上，提醒他“恩来，该休息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热烈而经久不衰，老而弥坚。1969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吊唁。当时越美战争仍在继续，美国飞机经常在上空轰炸，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担心。周总理安全返京，一进门，邓大姐就快步迎上去，说“老头子，你可回来了!你得亲我一下。”周总理把邓大姐揽到怀里，两人温柔而又有风度地拥抱在一起，周总理深深地在邓大姐脸上吻了一下，那么自然，那么亲热，那么令人羡慕，那么令人感动。

他们的婚姻达到了“革命与生活的和谐”。1984年，84岁高龄的邓大姐在回忆她和周恩来几十年热烈、专一、美好的婚姻时说：当时“我们的思想受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们在革命的征途上是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管遇到任 何艰难险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奋斗，不计个人得失，不计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婚后，他们把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让(简称“八互”)作为相伴终身的准则，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他们的爱情不断升华，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成功、最忠诚、最美满、最幸福的革命伴侣和生活伴侣。如黑格尔所讲，“爱情是男女青年共同培育的一朵鲜花，倘若它囿于个人私生活的狭小天地，就要枯萎凋零，只有使它植根于为人类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无垠沃壤中，才会盛开不衰。”学习周恩来精神风范，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很有教益。

(四)“民主平等，严谨守纪”。

什么是民主？刘少奇讲过，民主精神“就是平等精神”。周恩来是平等待人之典范。他平等地对待每个人。有一次，由于周恩来的汽车驰入中南海时车速较快，警卫战士小韩没有看清规定的汽车出入信号，就挥起指挥旗拦住了汽车。但当小韩看到周总理在车内向他微笑致意时，顿时不知所措，竟忘了向总理立正敬礼。周恩来看到了小韩紧张的神态，所以，一下车，就给警卫处领导打了电话，请转达对小韩的歉意，并热情地赞扬小韩坚持原则的负责精神。

在一次外事活动中，当记者为了抢拍毛泽东与外宾握手的照片，把照相机的长镜头放在了周恩来肩上。拍完照片，发现把总理当成了长镜头的“支架”，十分内疚和不安。周总理却微笑着点点头，似乎是在说：同志，没关系，这有什么呢？周恩来经常提醒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只记得我是总理”，“在国务活动时我是政府总理；在党内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党员；在群众中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

他平等待人，因为他投身革命，就是为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他认为执政党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他指出：党在执政后，“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执政党必须“经常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如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方面，他不仅注重对党员干部进行民主教育，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完善党的执政方式问题。

周恩来具有很强的民主意识。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不仅要敢于和善于听取各种意见，而且还要主动地去“发现”、“寻找”各种意见，并创造条件使人能发表各种意见。他鼓励干部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讨厌那种唯唯诺诺，看领导眼色行事，人云亦云的作风。1971年9月上旬，一天晚上，总理在人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稿。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和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200人。讨论中，有一个用词，总理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自己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还没等大家发言，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提出意见，认为总理修改后用的词也不妥当，应再修改。这就是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开始总理也不同意纪东的意见，大家各抒己见，展开争论。经过争论，总理说，“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样？”大家表示赞成。最后，总理语重心长地讲，“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嘛!------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谁的意见对，我们就按谁的意见办。”

他是遵守纪律的楷模，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仍然像普通党员一样，自觉地参加党组织生活，自觉接受和主动争取党组织和基层党员的监督。按时交纳党费。周恩来有个特点，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和公民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好，凡是要求他人不做的事，他带头不做。对于党内的保密纪律也是如此。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爆炸时，当时不知能否成功，要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绝对保密。周恩来说：“这件工作与邓颖超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告诉她。”邓大姐是见到我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号外，才知道此事的。

他是开展批评的榜样。周恩来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有过失误，也犯过错误。但他襟怀坦白，严于律己，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隐瞒。大一点的错误，他真心诚意地作检讨。对小的失误，他也不敷衍了事。他作自我批评，决不强调客观原因，而是首先着重从自己的思想、作风，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去找根源。他所领导的工作出了问题，首先自己承担责任，决不诿过于人，而且帮助有关同志尽快弥补损失。他经常严肃地、公开地检查自己的错误，求得党和群众的监督，并用于教育干部、群众。他说，一个领导者，应该永远赤裸裸地站在群众面前。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偶像般地来看领导，要具体地、全面地看他是不是够一个好的领导，即使够，也还要看他有什么缺点，帮助他改正。他强调，“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面有关系的。”他常讲：多少战友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这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还有什么缺点不能克服，有什么错误不能丢掉呢？

周恩来对干部、对工作要求很严，他也批评人，但总是出以公心，同时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注意批评的方法和艺术，注意保护同志的积极性。因此，对于他的批评，人们心悦诚服，受益匪浅，甚至想多听听他的批评。

如果每一个党员，特别是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够像周恩来那样，带头继承和发扬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我们的党就会更加充满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就有了更加可靠的政治保证。

(五)自勉自励，生生不已。

我们学习周恩来精神，包括学习他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不断自我完善的精神，学习他进行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和科学方法。

英籍女作家韩素音曾经说，她之所以要写《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年渴望英雄，渴望那些能够向他们揭示人生真谛的人物，而不是现在西方宣扬的那些被扭曲了的人生‘价值’。”周恩来的一生，不仅向青年揭示了人生真谛，而且也揭示了如何成为“英雄”的“奥秘”。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共产党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英雄。周恩来之所以成长为人们公认的一代楷模，与他经历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密不可分，也与他长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紧密相连。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在实践中刻意进取、自我完善的结果。他在领导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同时，也率先改造、完善着自己，成为自我完善的典范。研究他进行党性修养的特点、正确途径、科学方法，对于我们增强党性，完善自己，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和党的执政能力是会有很大启发的。

周恩来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突出特点就是高度的自觉性、持久性、实践性、彻底性、开放性和科学性。

自觉性。党性修养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是对共产党本质属性的深刻理解和内化；是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中不断改造主观世界，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动态中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统一，不断开创实践和认识新境界的过程。党性修养主要不是靠外力、更不能靠强迫，而主要是靠调动党员内在的积极性，通过自强、自律实现党员的自我完善。因此，党性修养贵在自觉。

周恩来具有极强的自我完善意识，在提高自身素质方面具有高度的自觉性。青少年时代，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注重对自身道德品质的修炼。随着年龄增长和忧患意识、责任感、使命感的增强，周恩来把担当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和培养担当大任所需要的品德、才干、人格紧紧地结合起来。

“五·四”运动时，他把“革新”与“革心”作为觉悟社的宗旨，这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革新”是要进行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革心”是要清除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以及阻碍改造中国、实现“革新”宗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不“革心”，难以实现中国的“革新”；不投入“革新”社会的斗争，难以实现自我的“革心”，要自觉地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他批评了那种只知道社会不好，人心不好，却对“改造社会和人心”“连一点毅力和奋斗精神也没有”的懦夫思想，也批评了那种只图个人“显亲扬名”，“只知道有家庭，不知道有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他提倡觉悟社社员“到民间去”，接近劳动群众，与工农结合。为了“革心”，他还提出了“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接受批评”的公式，并作为组织原则列入觉悟社会章。此后，他一直在革命实践中，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净化社会、升华自己。他东渡日本，西赴欧洲，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和自己的思想，不断剥离思想中的“杂质”，抛弃“军国”、“贤人政治”、“‘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影响，使思想不断升华，逐步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认定“主义”之后，他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他深知，实现共产主义不仅要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还要铲除剥削阶级意识，造就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他指出：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对其他劳动者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无产阶级只有首先清除掉自己身上沾染的旧社会的污泥，给其他劳动阶级做出榜样，才能带领他们共同前进。因此，“无产阶级首先要进行自我改造” ，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先锋战士，更要带头进行改造。

而领导干部担负着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责任。宣传教育工作如何有效？一靠讲的是真理，人家才信服；二靠人格，自己身体力行，才有号召力。即身教重于言教，“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则令也不行。”如果说一套，做一套，那只能是“台上你讲，台下讲你。”有些领导干部总是以改造别人自居，“党性修养”、“为人民服务”虽然挂在嘴上，但都是说给别人听，要求别人干的，自己并不实行。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指出，“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 周恩来一再指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 “任何共产党员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完，改造不完”， “我的确常说我也要改造这句话，现在还在改造中。我愿意带头。我希望大家都承认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 ，“自我改造是为了进步，是光荣的事情。”党员“要把思想改造看成象空气一样，非有不可。” 周恩来一生都在主动、严格地改造自己，完善自己。1943年写了《我的修养要则》，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地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等 ，并终身实践这一修养要则。建国后，他担任开国总理，但仍然“戒慎恐惧”地工作，自觉地完善自己。

持久性。党性修养贵在坚持。周恩来常讲“生生不已”，“生生”是中国哲学术语，承认事物在发展变化中时时有新的事物产生，也就是讲自我完善和改造不仅要有高度的自觉性，而且要有持久性。周恩来不仅把党性修养看成是每个党员的必修课，而且把党性修养看成是党员终生的必修课，提倡人人要修养一辈子。“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言，也是他一生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的真实写照。

周恩来之所以把党性修养作为自己终生的必修课，是因为他对党性修养的长期性，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决定了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长期性。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是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将会长期存在，并影响我们。“思想是先驱，但真正肃清旧思想残余，要在新的基础全部完成之后才有可能。” 所以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如果放松了党性修养，忽视了思想政造，就有成为旧思想、旧势力、旧作风俘虏的可能。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共产党员，只有终生进行自我改造者，才能终生具有抗腐蚀的“免疫力”。一个真正具有强烈革命事业心的党员，必然会把党性修养作为终生的必修课。

周恩来认为，党性的时代性，决定了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终身性。时代不断前进，党性不断发展，对党员的要求就会不断提高。进行党性修养，不仅要抵制错误思想影响，还要吸收新知识，学习新本领，不断完善、发展自己，使自己适应时代的要求。他常说：“思想改造就是要求我们的思想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时时前进。事物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因此我们的思想改造也就没有止境。”

此外，周恩来还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党员自我完善的长期性。党性修养，既包括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又包括提高党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毛泽东曾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达到主客观世界的一致性。但世界是不断运动的，矛盾无时不有，矛盾无处不在。我们通过增强党性修养，解决了思想、工作、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使自己的主观认识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但随着生活的前进，又会出现新的矛盾，需要我们进一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解决新的矛盾，在新的高度上，达到主客观的新的统一。我们在某个岗位上，适应了工作的需要，岗位变化了，又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完善自己，具备新的素质，适应新的工作岗位的需要。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我们逐步掌握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认清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在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又需要探索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各种新的矛盾，达到主客观世界的新的统一。人们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中，不断提高、完善、前进的。周恩来说，一万年后，还有思想上的矛盾，还要改造。人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是永无止境的。

实践性。党性修养，贵在实践。这种实践性突出地表现为理论和实践相接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周恩来理论联系实际，言必行，行必果，说到做到。有些人把改造自己、完善自己只是写在纸上，讲在嘴上，实际上并不实行。他们也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只是要求别人干，自己却处处打着个人利益的小算盘，争名争利，争权争位。或满足于能够应付工作，不思进取，甚至提出“不做不错，少做少错”的庸官思想。周恩来则言行一致，心口如一，表里如一，始终如一。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实践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周恩来还主张在社会实践中进行党性修养。共产党人不能搞唯心主义的闭门修养，也不是为修养而修养，离开了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党性修养就偏离了正确方向，而且也失去了意义。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党性修养要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从高级领导干部做起。他要求领导干部进行党性修养，要过好“五关”。这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党性修养和自我完善的要求及经验总结。

第一，过思想关。周恩来讲就是进行思想改造，“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向题，也就是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带头清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带头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第二，过政治关。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立场问题。周恩来指出，“不要以为我们是干革命的，立场就一定是稳的。立场是抽象的，要在具体斗争中才能看出你的立场站得稳不稳。可能在这个斗争中站得稳，在那个斗争中又站不稳了"。 立场究竟稳不稳，一定要在长期斗争中才能考验出来。立场问题还表现在我们的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和我们的党性上。特别表现在能否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上。“不能认为只要参加了革命，打了多少年的仗，过去有过功绩，立场就可以保险了。没有这样的事。为什么陈独秀、王明的立场不保险，高岗的立场也不保险？”“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待立场问题，过好政治关。”

第三，过社会关。一般都讲过思想、政治两关，周恩来特别提出过好社会关，他说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极为复杂，我们还有改造社会这一非常艰巨的任务，处在领导地位的同志担子更重。周恩来常对党员干部说，中国社会是复杂的，它的特点“就是封建性很大。我们尽管打倒了封建主义，但封建官僚的习俗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的，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从上到下，凡叫‘长’的，就容易被人家看得特殊一点。所以，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土壤上实现以后，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俗，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

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国情，才能自觉地在改造社会的同时改造自己，经受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保持党员的纯洁性。他还指出了过“社会关”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不是一下子就会消除的，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次改造就成功呢？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于各个角落里，各种机关团体都有。”你“改造了它，它又影响了你，互相改造，这是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而且，你在这个地方过好了社会关，换一个环境，那个地方的旧势力、旧习惯又影响你。你在国内过好了社会关，到了香港或是到外国去又变化了。所以过社会关要有精神准备，要有长期奋斗的决心。” 过社会关就是要自觉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习惯势力的影响，自觉地改造社会，而不被社会上旧的习惯势力所吞噬。周恩来带头同以权谋私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从不利用职权为个人，为家属谋取半点私利。他带头同几千年遗留下来的裙带风作斗争。他在过好社会关方面，为全党做出了榜样。

第四，过亲属关。就是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仅自己要做到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而且还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子女，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去做违法乱纪的事。也就是说要以坚强的党性去教育、影响子女、家属，而不被子女家属的错误思想影响和左右。周恩来说：“对亲属，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一个领导干部首先要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你不能影响他，他倒可能影响你。我看，解决亲属问题的最好办法主要是依靠社会，由社会去锻炼他，改造他。要相信社会的力量。过亲属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天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总有这么几口子。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代。” “这四百零七个人”指当时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周恩来讲，“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 周恩来在过亲属关方面，率先垂范。他从不利用职权为亲属谋取私利，也不暗示他人为亲属谋取私利，当别人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予他的亲属某些照顾，甚至是合理的照顾时，他也总是对这种“照顾”提出严肃的批评，并对自己的亲属提出比一般人更严格的要求。

过亲属关，在今天，是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重要内容。我们有些领导干部，正是因为过不了亲属关，放纵自己的亲属子女，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属子女谋取私利，严重脱离了群众，败坏了党的声誉，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第五，过好生活关。周恩来说，领导干部要过生活关，“生活关分两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我们领导干部应该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朴素成为我们的美德。这样，我们就会心情舒畅，才能在个人身上节约，给集体增加福利，为国家增加积累，才能把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精神生活方面，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样，我们的政治责任感就会加强，精神境界就会高尚”。这些教诲，在今天听起来也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他还指出，我们的文艺生活是为了活跃人的思想，提高人的精神修养的。对于那种庸俗低级的、野蛮恐怖的、堕落腐化的东西，要坚决反对，坚决批判，不能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它，容忍它。周恩来在生活上严于律己的许多感人事例，已在人民群众中传为佳话。他不许修政府大楼，制止大建楼堂馆所，西花厅他日夜操劳的身影，那打满补丁的睡衣，修了又修的皮鞋，那木板床、旧沙发……已成为共产党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象征。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象周恩来那样，带头进行自我改造，象周恩来那样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就一定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在我们面前，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彻底性。这种彻底性突出表现在进行党性修养的“严格”、“全面”和“透明”方面。

周恩来终生按照共产党员、人民公仆的标准要求自己。一丝不苟，“严”字当头。而这种“严”，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维护党的光辉形象，“保党的政治影响”。他深知领导者是人民的公仆，又是群众观察党的窗口和大大小小的旗帜，因此，强调“领导者切勿轻视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要戒慎恐惧地工作。”“要起模范作用”。 “全面”主要指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战斗、工作、生活、人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包括婚姻家庭个人生活方面都严格以党性原则指导自己的行动，都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透明”主要表现在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特别是自己的缺点错误。有的人害怕公开作自我批评会丧失威信和工作信心，周恩来认为“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工作信心，改正错误后只会增强，不会减弱。” “因为丢掉的是错误，留下的是正确，就是说去掉毒疮，留下健康。为革命奋斗的历史，别人是抹煞不了的，除非自己毁掉它。”

开放性。周恩来视野开阔，胸怀博大，学贯中西，智慧超群，这与他在党性修养中表现出的开放性是分不开的。

首先，他反对保守封闭，主张学习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包括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文化和政治文明成果，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不仅饱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诸子百家的书都读过，而且研读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名著；不仅注重吸收前人的智慧，而且注重吸取当代人的智慧，东渡日本，西赴欧洲，接触研究了当代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特别是研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研究过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国际共运史；不仅学习各种社会科学知识，而且他的数学、英语、及其它自然科学知识也学得很好。古今中外一切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他都敞开胸怀，博采众长，吸收、消化、提炼、扬弃、升华。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原则，指出，我们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但必须让这些东西象种子一样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生长壮大，才有力量。“要先把我们民族的东西搞通。学习外国的东西要加以溶化”，“溶化是化学的化合，不是物理的混合”，“目的是为了今天的创造”。 正是开放性的学习、修养，使他“既有东方的宽容，又有西方的精细；既有东方的综合思维，又有西方的分析思维”，既有东方的智慧，又有西方的幽默。所以被尼克松称为是多种金属铸成的合金，“比任何一种单独成分都坚强有力。”

其次，他反对自我封闭、自我隔离。坚持敞开思想，置身群众，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吸收群众智慧，在与党内外、国内外各种人的接触交往中，加强党性修养。他一生中交了无数的朋友，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上层下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不同信仰的人中都有他很多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诤友。在与群众的交往中，既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送去了党的温暖，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又了解了真实情况，听取了群众的呼声、意见和批评。他从群众中不断地吸取着营养、力量、智慧、朝气和创造精神，所以他永远不知疲倦、永不停步，永远年轻。

科学性。针对在党性修养方面存在的一些“左”的影响和错误认识，周恩来在讲话中从多方面强调了党性修养的科学性。他强调“思想改造靠自觉”，不能靠强迫，搞运动。思想改造也需要帮助，但“改造的方法要和风细雨，不能粗暴。这样气才能顺，心情才能舒畅，才能接受帮助。”“要促膝谈心”，“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要抓辫子，打棍子。对于一些错误，“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要“一看二帮’。”“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 他强调党性修养不能“空谈政治”，红与专不能有所偏废，要重视业务修养。“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另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们赞成哪一个人？我“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 他还提出要研究各类人员增强党性和改造思想的规律，比如，“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学习。”三方面互相联系，“业务的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的作用。”

周恩来不仅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坚持党性的楷模，自我完善的典范，而且为我们拓展了一条“学习、实践、总结”融为一体的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在《我的修养要则》中，他给自己规定的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第二条是“努力工作”，第三条是“习作合一”，“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学习”，首先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同时，他也很重视学习各种最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建国、治国理政的本领。通过学习掌握理论，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努力工作”是指党性修养要以实践为基础。离开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盲目乱闯“虽然也会在失败中摸索出一些道理，但是太痛苦了。” 脱离实践的理论，没有任何用处。党员只能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造福人民的伟大社会实践中提高觉悟，克服缺点，增长才干，完善自己。艰苦的环境、困难的工作、新的岗位和任务，都是干部成长、成熟、成事的催化剂。第三条就是讲要善于总结。总结就是以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并总结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升为理论，再用来指导实践，并用实践中得出的新观点、新结论丰富和发展理论，开创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也是“发现和创造”的重要环节。总结有多种方法：“自省”，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到群众中去听取意见，以及我们现在搞的干部述职、党员评议等等。总结是实现一次次思想飞跃的新起点。学习、实践、总结是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又是一个循环往复的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觉地推动社会前进，也自觉地推动人们自身的全面发展。

周恩来不仅给我们展示了一条进行党性修养的正确途径，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完善自己的科学方法，如“五个结合”，对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就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第一，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勤政与廉政相统一。

周恩来是大功大德集于一身的世界伟人，这正是他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勤政与廉政相统一的结果。现在有些干部只知道改造客观世界，从来不改造主观世界，虽然也可能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但是，一是不能持久，往往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二是难以继续提高，会逐渐落伍，甚至私欲膨胀，走向万丈深渊。而主观世界的改造，只能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进行。改造客观世界，必须勤政，并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改造主观世界，当前特别需要做到廉政，并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有的同志认为改造客观世界是要求我们按规律办事，改造主观世界，是要求我们按规矩办事。不按规律办事会四处碰壁，不按规矩办事会自我爆炸，自我毁灭。这第一个“结合”，是任何想成长为真正的人民公仆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第二，读书与实践相结合。

周恩来知识渊博，才华超群，功勋卓著，是他一贯坚持读书与实践相接合的结果。有些干部只知读书，轻视实践，只会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学习一点皮毛，甚至成为思想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有的干部轻视理论，盲目实践，长期不读书，成为鼠目寸光的狭隘经验主义者。要想成为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持这第二个“结合”。当然，周恩来讲读书，强调不仅读有字之书，还要读社会这部“无字之书”，强调既要向书本学习，又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从自己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中学习。

第三，改造自己与完善自己相结合，抵制和克服错误思想与学习新知识新本领相结合。

一些人把党性修养仅仅看成是抵制和克服错误思想，不注意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各方面的能力，所以，虽然没有犯什么大错，但是也没有什么大的贡献。周恩来始终把学习新知识、新本领，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各方面的能力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修养的重要目标。把克服错误思想看作完善自己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这种对党性修养内涵的科学理解，进行党性修养的科学方法，对我们澄清党性修养认识上的误区，正确地进行党性修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四、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与求得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帮助相结合。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周恩来是严格自律的模范，也是自觉接受组织监督的模范。他认为党性修养主要靠自觉，但是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有时不那么全面，这就是大家所说的“旁观者清”。因此，要“过集体生活”，要接受和争取“同志们的帮助”。“共产党人是靠集体生活的，一个人如果平常批评不得，或者不将心事告人，这个人的短处或弱点就很难在平时得到补救。这种人不犯错误则已，一犯就会摔大跤，犯大错误”。因此，经常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常和大家交换思想，主动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把自己不正确的思想消灭在萌芽状态，防微杜渐，可避免犯大错误。

第五，大处着眼与小处着手相结合。

周恩来党性修养的立足点很高，着眼于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着眼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正确地制定和组织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是，他又是从身边的一点一滴的事情做起，不因善小而不为。正是在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按党性原则办事，时时事事用党性原则要求自己，使他成为了率先进入共产主义思想境界的领导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楼起自平台，要成为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就必须坚持“大处着眼和小处着手相结合”。

周恩来在党性修养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学习“周恩来精神”，象他那样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每一次匿名捐赠 都是在为慈善“扬名”

作者：胡欣红

“慈善突出贡献奖：‘金粟缘人’，”近日，浙江嘉兴海盐县召开第五届“海盐慈善奖”表彰大会，表彰席上有一张座位依旧空着，有一份奖状也一直无人认领。这张空置的座位上贴着“金粟缘人”的标签，今年已是这位神秘人士连续匿名捐款100万元的第8年。

捐款是善举，留不留名都值得嘉许，而长期隐名捐款更是一种无言的大爱。在“金粟缘人”之前，浙江宁波有一位23年累计捐款1363万的“顺其自然”，曾引发全网持续关注。

“深藏功与名”“做善事不留名，大爱不言”“想不到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好人”……每每看到这样的暖闻，令人在感动敬佩之余，深受教育。

爱是一股有生命的暖流，通过心灵之间的交融碰撞而迅速传递扩散，每一次匿名捐赠都是在为慈善“扬名”。“顺其自然”的爱心，在宁波实现了爱的传播，很多爱心人士都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打开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收支平台，90%以上的捐款人都署“爱心人士”等化名，这些“神秘人”已经累计捐款超过5000万元，隐名捐款在宁波成为一种风尚。

受“金粟缘人”的影响，这几年海盐匿名捐款的爱心人士也越来越多。有的人匆匆前来，茶水都不喝一口，捐完款不留名就走；有的人虽捐赠数额不高，但雷打不动每月都来，事后才得知对方是一名待业人员……据悉，去年海盐共接收捐款2254.57万元，发放救助款1792.96万元，惠及受助群众11775人次。

宁波有“顺其自然”，嘉兴海盐有“金粟缘人”。温州有一位乡村医生，自2002年开始每年以“兰小草”匿名捐款2万元，直到2017年去世，14年来没有中断。直到他去世以后，家人才揭晓真容，他名叫王珏，一直在海岛上艰苦工作。这些“隐身慈善家”铸就了一张张“爱心金名片”，向全社会传递人间大爱。

“有能力的时候常做好事，没能力的时候常存好心。”面对人们的好奇，“金粟缘人”从未向慈善总会工作人员透露任何身份信息，也婉拒了所有的媒体采访。做好事不留名，于低调中彰显高洁品德，但公众却迫切地想知道匿名捐赠的好心人究竟是谁。这不仅仅是出于一份好奇心，也不只是为了要找到“真人”并予以表扬，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寻找一种感动和价值，寻觅和唤醒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存在的慈悲之心。

每一年慈善捐赠，他都会准时出现；每一次荣誉表彰，他却以虚位示人。多年来，关于“金粟缘人”究竟是谁，引发过很多猜测：从名字推测，他可能是澉浦镇人，因为镇上有一座千年古刹金粟寺；捐赠数额这么高，他应该是个大老板；也许他曾经受过好心人帮助，所以才以这种方式报恩……有电话号码，有打款地址，要找到“金粟缘人”并不是难事。

不打扰别人的善意也是我们最大的温柔。很多爱心人士本身为人低调，不想让自己的正常生活因为善举而被打扰。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其意愿，主动呵护这份纯粹和超脱。通过媒体公布每一笔善款的用途，就是对隐形慈善的尊重与回应。

缺席了表彰会，但是爱心却不会缺席。“金粟缘人”是谁并不重要，座位虽空，爱心已满。在循序渐进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新形势下，中央明确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非强制性的第三次分配，要靠思想转变来实现。一颗心唤起一片心，“金粟缘人”们的带头示范，对社会观念的转变具有难以估量的积极意义。（胡欣红）

来源： 北京青年报

第一个在太和殿拍电影的导演走了

美国当地时间2013年11月19日，贝托鲁奇获得星光大道一颗星。图/视觉中国

贝托鲁奇和《末代皇帝》的演员们在一起。图/视觉中国

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病逝，享年77岁；执导《末代皇帝》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

11月26日，据外媒报道，曾执导影片《末代皇帝》的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因癌症病发不治逝世，享年77岁。贝托鲁奇曾凭借《末代皇帝》横扫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斩获包括最佳影片等9项大奖，更为重要的是，他因此成为了第一个进入太和殿拍故事片的人，截至目前，也是唯一一个。

1941年3月16日，贝托鲁奇出生于意大利帕尔马，1962年，他执导了个人第一部电影《死神》，从而开启了他的导演生涯。1969年，他与其他4名导演联合执导短片集《爱情与愤怒》获得了第19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提名。1972年，贝托鲁奇凭借爱情片《巴黎最后的探戈》获得第4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1987年，他因《末代皇帝》被中国观众熟知，并拿下第60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奖。1996年，他执导的爱情片《偷香》获得第49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2011年，贝托鲁奇获得了第64届戛纳电影节终身成就奖。

贝托鲁奇曾在接受法国某杂志记者采访时说：“要是我对溥仪没有同情，我就不会拍这部影片（《末代皇帝》）了。”

陈冲

拍《末代皇帝》，让导演很伤心

陈冲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了当年拍摄《末代皇帝》的幕后故事。在参演该片前，陈冲曾主演了电影《大班》，片中她饰演的角色有一些裸露镜头，这让当时还未经过太多外来文化冲击的国内观众一时接受不了“小花”的巨大改变，各种非议也给陈冲和她在上海的家人带来了压力。 所以后来在拍摄《末代皇帝》时，陈冲就很小心，“拍《末代皇帝》时正是在这件事情出来后不久，电影里有场戏，侍从帮我脱衣服，不小心衣服拉多了，镜头拍完了，我就很害怕，我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写保证说这个镜头不会用，如果不行，我拍一半就不拍了。然后导演因为这件事特别伤心，就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女演员，其实他特别爱我、邬君梅跟尊龙。”

邬君梅

贝托鲁奇电话里拍板文绣一角

邬君梅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当年差点拒演了《末代皇帝》。因为从小性格就很耿直，所以邬君梅的妈妈一直希望女儿可以去国外上学，“她觉得我这个性格特别不适合在国内发展，太直太外向，出国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正是在筹备出国这件事期间，邬君梅接到了电影《末代皇帝》的邀请，那时她刚刚申请到了一张去香港的旅游签证，她甚至拒绝了这次出演机会。“能申请下那个签证很不容易，我也不知道《末代皇帝》的导演是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那么牛。我就是对很多事情都不太上心。”这反而让导演觉得邬君梅更适合“文绣”这个角色，有一股子倔劲儿。“我当时就是想去玩，多拍一部戏、少拍一部戏对我来说无所谓，也不为了赚钱，也不为了扬名，就是没有目的、没有目标的一个机会，可有可无，不拍也不可惜。”

“一切都是在电话里决定的，那个副导演人非常好，我至今都记得他叫王彪，是北影厂的。当时就是他跟我通电话，然后从北影厂的这栋楼跑到那栋楼，来来回回去跟导演（贝托鲁奇）交涉。他说现在有三个角色都很好，导演在纠结到底让你演哪个，我说不用纠结，我就演文绣。其实另外两个角色都比文绣好，但是我已经喜欢上她了。结果导演说，我怎么可能在电话里做决定，我说决定不了那我就不来了，所以那个电话一直打了2个多小时。最终导演在电话里拍板让我演文绣。”

采写/新京报记者 周慧晓婉 张坤玉

（更多关于《末代皇帝》拍摄幕后详见C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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